芃生所寫的並非一般的簡單情報,而是洋洋灑灑的大塊文章,事前並沒有什麼準備,一切都是臨時的設計,所有的材料,藏在他一個人的腦子裡。  我在紐約的這一年,自1940年5月至1941年3月,恰好是美國參戰與否的決定年,大部分發生的,都是我親眼看見與研究的事實,美國人的心理與態度,最初對於英國、法國雖說同情,然而極圖避免捲入戰爭之中。  羅斯福總統的作風與手段,甚為高明,他早曉得戰爭終於無法避免,所以隨戰事的發展,一步一步的試探輿論、製造輿論、最後領導輿論,把人民抽象的同情,順水推舟地,使它變成了實體援助,終至走上參戰的途徑。  美國參戰已成定局 我的工作比較辛苦,沒有幫手,每兩周長篇大論的報告一次,事前的準備多,包括蒐集有關材枓,參看各種報章雜誌報導與分析,加入座談討論會,以及徵求一些政論家的意見等。題目均係以美國為中心,兼及國際政治的變化,然而直接、間接地離不開與美國參戰有關。所以芃生每次接到我的報告後,轉呈蔣委員長參閱,頗得好評。  惟自1941年3月美國國會通過《租借法案》之後,我認為美國的參戰已成定局,不過時間上遲早的問題了。堅持再待下去沒有必要,於是決定離開美國,同到重慶加入抗戰,猶憶在美國觀察研究這麼久,在公的方面因時局艱難,值此緊要關頭,應為國家多盡一份責任。  而在私誼上,與芃生的深厚友情,他的事等於是我的事一樣,只要做得到,並不計較任何物質上的報酬。以10個多月的辛勞,除國際問題研究所每月津貼150美元的房租雜費外,並無其他收入,而外交部的薪俸,在離開奧地利維也納之日,即已停付。是以經濟上毫無報酬,而使命能在此適當時期完成,精神上得到無窮的安慰。  我於1941年4月中,離開美國紐約前往香港,在香港停留了兩個星期。5月初飛往重慶,抵達時,王主任芃生兄已到機場迎接。機場在嘉陵江的河場中,江水乾退,露出來的沙地作機場,這很特別。我與芃生兄別後5年未見,倍覺親熱,彼告我們應在機場稍候,一路迎接老上司賀耀祖先生。  當時賀公為侍從室主任,隨蔣委員長視察前線歸來,彼下飛機後見我與芃生在一起,喜逐顏開,十分高興。寒暄之後,囑我暫時不必急回外交部,因為行政院的經濟會議,彼為祕書長,組織龐大,其中最重要的物資組,正缺少一個主任,請我前往擔任。我對此事的內容一點不知,僅唯唯而已。  此時的重慶,經日本一再大轟炸之後,房屋奇缺,居住的地方不易找到,只得暫且寄居芃生家裡。我帶的行李甚為簡單,只有一個大帆布袋,所有的家當都放在裡面。晚上睡覺的被蓋,都是從國際問題研究所漁村辦事處借來的。  芃生的家在曾家岩山坡之下,該辦事處即在山坡之上,兩地相隔不遠。芃生兄頭一件事,即給我一個少將參議的頭銜,我拒絕不肯接受,他笑道:「這只是一個名義,並沒有薪水,你不能拒絕。因為有了它,才能解決一個重大問題,就是平價米的配給。你如不嫌棄,住在我這裡,我很歡迎,不過配給的米,我不能不要,否則缺糧。」我聽了無話可說,只好表示謝意的接受。  次日,我2人同往賀貴公處,此時的貴公,身兼數職,一為市長、二為侍從室主任、三為經濟會議祕書長,可以稱為紅得發紫的人物。他的太太倪斐君,頗有男子氣慨,說話做事直截了當,從不轉彎抹角,我們倒很談得來。然而一般人認為,她幾近左傾,常與孫夫人宋慶齡在一起,以後蔣對賀貴公的信賴,有些人說,亦因此大受影響。  與國際問題研究所來往打交道的,大都是英國、美國的情報人員,我既住在芃生家裡,當然是無條件的擔任義務通譯,因此也認識了許多這一行當的國際人士。每當某一情報負責人返國述職之前,照例的前來拜訪芃生,要求他把對日本的觀察,做一書面的判斷,以便帶了回去,有所交代。芃生總是滿口的答應,而每因時間的急促,不得不連夜趕工,這對我而言,確是一個苦差。  日寇敵情料事如神 原來,芃生所寫的並非一般的簡單情報,而是洋洋灑灑的大塊文章,事前並沒有什麼準備,一切都是臨時的設計,所有的材料,藏在他一個人的腦子裡。他是滿腹經綸,下筆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,有用之不竭、取之不盡之勢。他一邊寫一邊吸菸,有時稍加思索而抽菸更猛,弄得滿房煙霧,桌上大盤堆集了菸蒂,我等他寫完一段,便把它譯成英文,還有一個打字員坐在旁邊,把它打成幾份拷貝。  這樣的通夜不眠,繼續完成工作,到了第二天早晨,已是頭昏眼花,精疲力倦。而芃生倒笑容滿面,先請我到浴室洗澡,恢復疲勞,再到餐廳吃上一頓豐富的早餐,然後回來睡覺。先生的工作方式,每每如是,好在不是天天有的,久之亦習以為常。(待續)